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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學發展觀”蘊含的系統哲學思想

發布時間:2015-07-08 09:47

另版东方心经論“科學發展觀”蘊含的系統哲學思想

2011年3月,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由此引發的海嘯和核電站泄漏事故令人觸目驚心。受到災難警示,世人再一次把關注點投向能源安全論文聯盟http://領域,“可持續性發展”、“清潔能源”、“低碳經濟”等這些耳熟能詳的術語被重提。早在簽訂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京都議定書》前,國際社會就已經通曉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等6種氣體)的大量排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并敦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力合作,為降低碳排放達成協議。時光荏苒,12年后的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曠日持久的期盼卻演變成了以歐、美、日為首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為爭奪“碳排放權”和“交易權”的拉鋸和口水戰。面對這樣的事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率先肩負起發展低碳節能、綠色環保經濟的重任,并將之轉化為“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
  一、“科學發展觀”的時代意義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作為“開放、發展的科學體系”以及在“后改革開放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視民生、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指導綱領,它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WwW.133229.coM”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有著其深厚的時代背景。早在2004年3月1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就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構想。此后,在許多重要場合和會議活動中,“科學發展觀”都被不斷提出并予以強調
  2010年10月1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做了《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講話,將我國的“十二五”時期的發展主題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起來;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強“科技創新”和“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發展的首要目標,并且把它們提到了新的高度,為“十二五”時期落實部署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戰略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石。
  2011年3月的“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著重強調了“可持續發展”和“節能、環保,綠色經濟”的重要性,3月16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綱要在第一篇《轉變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中將發展環境放到了首要地位。綱要大篇幅提到了發展“轉型經濟,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優化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鎮化健康發展”等,這一切都凸顯了黨中央對貫徹科學發展觀、具體落實可持續性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
  18、19世紀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美日等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傳統工業化模式”為這些國家累計了巨額財富(gnp高速上漲),使得它們率先完成工業化進程,并走向興盛與強大。然而過分強調經濟增長和規模效應,卻忽視了由此對自然資源、環境的惡性影響,終究招致了慘痛的后果。眾所周知的英國倫敦“霧都”,日本的千素公司甲汞排放造成震驚世界的“水俁病”事件都是最好的例證。借鑒發達工業國家的經驗教訓和我國自己走過的路程,我們提出了“科學發展”的社會發展模式。
  科學發展觀秉承了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和系統科學的思想,它在回顧總結人類發展和本國發展的歷程,提出了“以人為本”和“全面發展”的發展觀,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資源、人與自身的統籌和諧發展。它崇尚人的個性豐富發展的生活方式,不把人當作發展的手段,不違背發展的倫理本質。它摒棄了舊的、以物為本的、狹隘的、追求經濟利益的粗放模式,高度重視“民生”的改善。它開創式地引入了系統哲學的觀點,用“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系統思維指導各項工作。它從以往只注重矛盾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認識,過渡到承認并允許差異并存。它認為,差異經過因勢利導可以朝著良性勢態發展,它善于總結歷史、分析現狀并展望未來,用一種理性的、科學而又符合倫理的思路,去指導共建“和諧社會”,去實現各項事業協同并進的“大一統”。
  二、科學發展觀中所蘊含的系統哲學思想
  系統哲學認為,“物質世界是以系統的形式存在的。系統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或部分結合在一起并具有特定功能、達到同一目的的有機整體。”眾所周知,傳統的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前進的動因,并強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一定程度上認同了矛盾的普適性。而“系統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結合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論成就,以客觀系統物質世界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的科學”。系統哲學基于辯證法,但用一種更全面、包容的態度看待事物,它以“和諧”為主旨,承認差異的存在及其多樣性,但認為差異不一定勢必發展成為難以調和的矛盾,而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共存并朝著良性發展,亦實現“系統中的要素達到有序則可以促進整體優化”的一種態勢。從以上我們對系統哲學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發展觀”蘊含著豐富的系統哲學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科學發展觀”符合系統哲學中的層次轉化規律。系統是分層次的,表現為不同的等級的子系統,并以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交互聯系。“系統本身層次是構成上一層次系統的子系統,又是構成下一層次子系統的母系統”,“系統的層次相對而存在,并在相互作用下層次間相互轉化”。層次轉化規律肯定了系統物質世界是以層次的形式運動發展,“科學發展觀”是用一種層次演進的方式“構建和諧社會”。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第一個層次是國民經濟建設。只有滿足了人民的基本物質生活,才可能進一步滿足其它層次的需求。第二個層次是政治制度,作為上層建筑它為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層次是文化建設,是社會有機體的“智力和精神支持系統”,它受一個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反過來作用于經濟和政治,并推動其發展。作為整個社會有機體的自然環境與前面三者又構成一個大系統,為“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資源。生態系統促進了人自身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相和諧,并客觀的印證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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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系統哲學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人類自身發展對環境、生態的影響;強調“永續發展”、“人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與健全;強調社會經濟、政治全方位的共進。“科學發展觀”是用系統的思維把握社會發展,用系統的眼光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矛盾,用系統的方法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論文聯盟http://
  其次,“科學發展觀”符合差異協同和整體優化規律。諾貝爾獎得主普里高津從微觀物質世界的自組織現象總結出耗散結構規律,得出著名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論斷。太原理工大學楊桂通教授也認為,“由于系統內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之間,受初始條件的影響和穩定的外部條件的規定,系統有一個必然的確定的發展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從一個遠離平衡態,從無序到有序、從不平衡到平衡的涌現過程,它勢必達到整體優化。人類社會也遵循系統“差異協同和整體優化的規律”。由于國情特殊的原因,我國東部沿海省份與中西部地區、廣大城鄉之間的發展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是一種暫時的無序狀態,它具備向有序狀態發展的必然性:實現這種有序狀態,即“科學發展觀”所倡導的“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就要增強系統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使系統內部子系統間、系統與外部環境間進行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使系統的“熵”降低,最終達到新的均衡和有序。
  “科學發展觀”這一大的系統,它所詮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包括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教文化、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子系統間全方位的協同發展。我國政府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從而形成若干“增長極”,并以之映射帶動內地經濟發展,如落實“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跨區域發展、建設項目無疑是增進系統間開放性和流動性的重大舉措。此外我國由改革開放以來奉行的對外開放、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引入外資和先進生產管理技術經驗,發展進出口加工業與國際貿易等成功經驗也表現為系統與外界的交流——它是中國履行加入wto后對世界的承諾,在應對“全球化”浪潮中所帶來的挑戰的同時汲取經驗、把握機會,為國民經濟這一大系統最終走向“和諧”發展所付諸的奮斗。
  三、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國的低碳經濟實踐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經濟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創新,推動提高能效技術、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開發和運用,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轉型”。它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高”)為基礎,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全面推行可持續發展以實現生態平衡。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低碳經濟”關乎到我國產業結構由“粗放式”向“集約式”的重要轉型,在2011年的“兩會”上,更是被認作“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轉型”發展的重中之重。我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除了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和多邊國際合作外,還率先承擔起減排義務,同時投入巨資到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和綠色環保項目研發中去:一些新技術,如清潔發展機制(cdm)、熱電聯產(chp)、碳捕獲和碳封存等躍然而出,并迅速轉化為產能為國民造福。中國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就承諾“‘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以應對社會發展中日益凸顯的能源約束,以及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
  誠然,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有很大潛力。然而,不能因此忽視時下尚存的一些瓶頸,如因人大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框架條約的約束,一些實體和個人為謀求利益而忽視自身行為對公眾、社會的負面影響:相當數量的私營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排污超標,成為“污染源”。此外,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分布不合理,高耗能、高排污的第一、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尚占很大比重,低耗能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為主)比例仍比較低。再有便是尚缺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金融系統支持力度不夠導致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滯后,或是不能立即投產。更重要的一點是,國民意識還需提高。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廣大國民摒除以往的不良生活方式而崇尚節能環保的健康生活方式,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強對他們的宣傳教育……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制定一個長期、可行的計劃,作為治國方針始終不渝地貫徹下去。
  結合我國的實情與現狀,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加強工作:由中央出臺并健全旨在促進低碳經濟的新政策、新條例,各級政府積極發揮宣傳、調控作用,各級財政部門配合相關主管部門撥出專款投入到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中去;鼓勵國有大中型企業率先使用新能源、節能環保型技術,以此示范并帶動廣大私營企業;進一步廣泛開展國際交流協作,通過與先進國家開展相關領域的一系列合作,促進技術轉讓和成果投產,促成我國科學技術向生產力的轉化并真正造福廣大人民;培養公民健全的“公德意識”,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注重節約、環保,從身邊做起,點滴漸進,終成江海——愿舉國齊心協力,共同打造中國和諧美好的未來。轉貼于論文聯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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